本篇末尾有更新: 体面的演员易烊千玺与体面的全女班底 一次关于“被看见”与“被理解”的深度凝视
全文约5400字,阅读约需25分钟。不搞内娱,纯路人视角观察和解析。
这个年轻人 将捍卫这一代华语青年演员的尊严
——发布于东京国际电影节放映后
在东京看了《小小的我》。这场没有主创团队,于是没有周身粉丝的骚动,反而促成了一次全情投入的观影体验,
早在媒体宣传中,得知易烊千玺在影片中扮演一位20岁左右的脑性瘫痪者。我的担心多过期待。毕竟过往的国内影视剧里头,饰演特殊群体的演员不少,往往对特殊群体的刻画流于表面,以呆滞的表情和异样的肢体来代表“特殊”。那些演员均年长于易烊千玺。
担心自然多余。 这是一位体面的青年演员呈上的一部体面的影片。我依然无法从中窥探他演技的上限,这种未知令人一阵颤栗——也只是触及到了这座孤山的一角——自然令人欣慰。
影片在国内尚未上映,既然不方便剧透,那聊聊其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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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四字的过往了解不深,只知道他出身草根,自幼随父母北漂。多年前我在剧组待过一阵子,闲暇时观察剧组的人,包括四字。那会儿他还是小小少年,终日眉头紧锁,带着少年不该有的沉思和紧张,也许是心中的弦不敢松懈。小小少年的烦恼,多年后我才知晓,他正面临一场人生的抉择:决定留下来,继续往前走,做个名副其实的演员,还是体面退场(他甚至想到了学习美术专业作为退路)。相比其他两位前路明朗的同行,他的未来显得晦暗不明。
好在,他在这场博弈中选择坚持,而后一骑绝尘。得以在今日,观看一部又一部他的主演佳作。再一次令人欣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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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鄙夷流量,四字是我少数瞧得上的流量演员,甚至认为用“流量”二字定义他稍显轻浮,可谁让他拥有那么多拥趸呢。
如果看穿流量背后的虚假与空洞,便会知道流量明星的诞生是一场没有灵魂的造星运动,精致的包装、大差不差的宣传策略,仿佛一批又一批提线木偶被精心雕琢,少了真诚的情感与真实的自我。
但在这一片毫无生气的流量浪潮中, 四字似乎是个例外。即便他也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,甚至常被贴上“流量”的标签,却能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真正属于演员的自觉与深度,这让他从“流量”的定义中脱身而出,自成一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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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影时,我一度开始思索他存在于内娱的意义。也许是捍卫? 捍卫这个平庸的流量时代里,作为华语青年演员的尊严。 连同他对剧本的选择,也在无声地支持,支持华语电影的多样性。
我看许多人说四字是天才,极具天赋。可是他的表演绝非“天才”二字可以概括。用“天赋”去简单归结他的演技,是一种对他努力的忽视与抹杀。
不如说,天赋只是他进入“艺术窄门”的一把钥匙,而真正通往“窄门”的道路,崎岖深幽,艰苦卓绝,绝非凭天赋便能一路坦途,而是要以持续不断的努力去开辟。只有在不懈的追求中,经历打磨与考验,才能逐步接近那条狭窄之道的奥义。
显然他正在接近奥义。且在这条道路上,他将自身的存在打磨成一种新的高度与意义。
那么祝他畅快淋漓,也希望他早日摆脱流量标签,到那时,他一定拥有更丰富的自由和选择。
11月3日 于东京
体面的易烊千玺与全女班底 一次关于“被看见”与“被理解”的深度凝视
——发布于国内首映后 针对电影本身的深度解析
如果只看电影的简介,或许会把《小小的我》归类为“讲述脑性瘫痪男孩在逆境中成长”的励志电影。那我断然不会在国内上映后,又去重刷一遍。
可能得益于《小我》的全女制作班底,即监制、导演、编剧皆为女性。女性电影人更倾向关注家庭、个体及成长,擅长聚焦和解构人性。《小我》正是如此。 影片没有把刘春和的残疾符号化,也没有刻意强化“热血励志”的叙事套路。拒绝煽情与卖惨,拒绝消费残障群体,以平视的视角,用自然轻快的叙事方式娓娓道来,有着独一份的体面和高尚。
我记得电影的第一幕实在震撼——手持镜头特写刘春和扭曲的脚,慢慢向上移到他腿部、五官、背影,接着他在天台写下“遗嘱”两个字,故事随之展开。 导演没有站在“同情者”的角度怜悯刘春和,而是真实直观地呈现了一个在场者视角。 没有被迫感动,也没有捆绑同情,在刘春和日复一日的生活片段里,我看到了一个残障青年如何直面身体的限制与心灵的渴望,在家人的呵护与社会的偏见之间寻找自我和尊严,在渴求爱与自由中找到成长的出口。
仍然得益于女性创作者的细腻和修养,影片始终保持着“温柔”而“克制”的整体基调。
以下是我的观影感受:
一、东亚家庭普遍存在的代际难题
影片中,外婆、母亲与刘春和之间久未厘清的情感纽带,是东亚家庭的一面镜子,映射出三代人在责任、愧疚和爱之间的千丝万缕。
外婆陈素群,21岁时遭遇婚姻背叛后离异,为了谋生独自远走,留下襁褓中的女儿(刘春和的母亲)。她背负着“抛弃”孩子的深重愧疚,四处奔波赚钱,险些在西藏丧命。直到女儿16岁时,才回到故乡,试图弥补母女情缘,然而为时已晚。这也成为这段复杂代际关系的起点。从女儿生下的儿子(刘春和)确诊为脑瘫后,她便承担起照料外孙的责任,成为他最重要的保护者和陪伴者。她从不缺席外孙的每一次治疗,一张张火车票记录着她无微不至的关爱。她的爱并不轻柔,是带着锋利的保护欲和对女儿深沉的愧疚。
母亲陈露则是另一个矛盾体。她的童年缺乏母爱,对自己的母亲心生怨恨且关系疏远。她不是合格的母亲,没有人教她如何做一个好母亲。因难产导致儿子脑瘫后,她深感愧疚和自责,却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展现出近乎苛刻的严厉和控制欲。她不允许儿子报考外地大学,要求他复读,甚至在二胎女儿降生后,下意识怀疑儿子可能会伤害妹妹。这一切看似残酷,背后是她对儿子的命运的恐惧与无助。
外婆和母亲的故事反映了不少东亚母亲在“自我生存”和“母职责任”之间的拉扯。 影片展现了长久积累下来的愧疚、怨恨与隔阂——母亲因为“被抛弃”而愤懑,外婆因为“抛弃了孩子”而愧疚。
此外,关于刘春和的父亲,在片中仅出现三次。其中一次,以近乎残酷和冷血的形象浮现在刘春和的回忆中。导演用最少的镜头呈现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父亲角色:在面临孩子的慢性病、特殊需求时,他们习惯性地退到生活的“背景”里,也许忙于工作挣钱,但最终还是把更多的家庭照料重担压在女性身上。我想,“消失的父亲”也是发生在东亚家庭的普遍现象。
二、残障青年也有渴望爱与性的权利
在传统叙事中,残障人士的情感需求,尤其是对性的渴望,常被弱化或忽视。《小我》却大大方方呈现了刘春和的爱与性,以及因身体状况而产生的自尊心与无力感。
我喜欢在刘春和房间发生的那几场戏。雅雅对身为残障青年的刘春和在x方面的表现感到好奇,俩人发生一些身体的触碰试探,狭小的房间开始升温。也是在此刻,刘春和希望雅雅能理解他不仅仅是“只能做朋友的男孩”,而是一个“正常的20岁成年男人”。此外,刘春和还通过梦境与生理反应展现了他对x的的渴望。例如,他梦见与雅雅的亲密接触,醒来后显得迷茫和失落;清晨,因“鼓起”而尴尬地应对。这些细节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一个青春期男孩的生理与心理变化,也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了刘春和在爱与x面前的复杂情感。
“性”在这部电影里不是噱头,而是真实地刺痛了角色的内心世界。 通过这些真实且现实的描绘,赋予了刘春和充满欲望与渴望的灵魂,打破了我们对残障角色的刻板印象,也引发了我们对残障人士情感世界的深刻思考。
三、扭曲的人生,也要挺直地活着
影片开头,刘春和歪歪扭扭攀爬楼梯的步伐,是对脑性瘫痪者最直观的呈现。身体的局限影响了他的内心与性格,他最痛苦的部分是被社会与他人眼中的“残障者”标签束缚住。作为一个年轻人,他渴望自由,渴望尊严,想和其他人一样有平等的机会去生活、去爱、去远方,去被尊重。在人群中,总是能感受到他有一种淡淡的孤独感,并非来自于物理上的距离,而是来自于无法与他人真正连接的隔阂。 刘春和并不需要同情,他渴望的是被当作一个完整、独立的人来看待,这是他一生最难以得到的东西; 甚至连她的母亲,都无法平视他。
吞咽牛轧糖那场戏太令人心碎了。在这个20岁的夏天,刘春和努力融入外婆的乐团,跨出爱的第一步,打工赚学费,考驾照,和乐仁善地接纳新生的妹妹,给所谓的“正常人”让座……却被现实一次次重重打击。他吞咽的是满腔委屈与自我否定,表面上看是一颗颗糖卡住了他的气管;在心理层面,是他难以咽下的现实、渴望与尊严。
片尾,刘春和和外婆开车去远方,他将猫的骨灰撒在风中里,某种意义上也是他“与过去和解”的仪式——他要真正告别那只三条腿的小猫,就像告别以往总以“残缺”定义自己的人生,奔赴大学生活,和崭新的人生。当然,依然会面临偏见。
四、当代年轻女性的迷茫与探索
仅从影片呈现的故事来看(忽略演员),我觉得雅雅的人设相当好,是一个具备现代困惑与人际魅力的复杂个体。例如“全职女儿”这个设定,也是当下的经济环境里应运而生的一种“职业”。雅雅并非是个“工具人”的存在,她之所以拒绝刘春和的进一步靠近,不只是因为对方是残障人士,更是出于对“自身处境”的不自信和不确定性。影片中有交代,雅雅人类学专业毕业,“廉价粉领”,毕业即失业,正在啃老中,找不到人生的方向。她在外人面前表现得自信洒脱,实际上“无所归属”,在情感上选择“退一步”,或许是因为她担心自己尚且没有安放好的人生,无法承担对一个特殊青年的责任。
从女性观众的视角来看,雅雅其实也是一个“被看见的当代女性”。她对刘春和并非只有好奇,也包含一份互相欣赏的纯粹;但面对身体残障与社会偏见,她确实有无法跨越的犹疑。可能会有人judge雅雅“残忍”,却忘了她也正在面临生活中的迷惘、原生家庭的束缚与自我价值感的找寻。 导演没有将她塑造成单一化的“女神”来拯救刘春和,而是给了她不完美的真实处境——这也是女性导演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表达,坦诚展现人物的“闪闪发光”与“犹豫脆弱”,让人物有层次、有矛盾。
五、关于易烊千玺的表演
之前的影评发出来后,有粉丝推荐我去看《扬声》的采访,里头有关于四字对表演的看法。我看了,认同他反对“真听真看真感受”,以及“我的感受不是角色的感受”的观点。
“真听真看真感受”一直以来是表演学界的“金科玉律”。是指演员完全进入角色的情境中,真切地感受角色的情绪,从而激发出看似更真实的表演。但这种方式容易导致演员的个人感受与角色混淆,甚至有时会让角色的情绪被演员的个人情绪主导,变成一种带有自我色彩的“真实”。从本质上说,这种方法容易让演员的自我意识介入角色,使得角色成为演员情绪的载体,而非独立的生命体。
四字所反对的,或许正是这种个人情感的过度介入。 他认为演员的感受不等同于角色的感受,是对表演的界限的清晰认知。 演员的任务不是去“感同身受”,而是去认识、理解和传达角色的情绪。角色的体验来自角色本身的背景和经历,演员作为扮演者,需要对角色进行细致的揣摩和分析后,以一种间接的、克制的方式呈现。这种方式是将演员的主观感受置于角色之后,让角色纯粹地展现出来,不被演员的个人情绪所干扰。
或许是四字使用了这种经过反复实践、深度思考、摸索并沉淀出来的高明的演法。 我看不到他演技的上限,这令人不寒而栗,而后血脉偾张。
举例四字在《小我》中的呈现,他没有选择浮于表面的肢体动作、强烈失控的情绪宣泄来抢戏,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角色的内心世界,向内探索和挖掘,在角色深处向外传递角色的劲儿。观众因此不会被他的表演所分神,只会逐渐被角色的情感层层包裹,沉浸在角色的生活里。这种低调的演绎方式更贴近真实的本质,而非短暂的视觉震撼。能在表演中能达到这种境界,体现他专业素养是一方面,也能折射他对表演艺术的虔诚。
演员不是站在自我表达的角度去“演”,是以近乎谦卑的态度将自己完全交付给角色。这不仅是对观众的尊重,更是对艺术的敬畏。
所以他值得被尊重,未来也会被敬重。
六、全女班底:监制尹露女士,导演杨荔钠女士,编剧游晓颖女士
2024年看到了许多女性导演的高口碑作品,都在以犀利又柔和的视角剖析个体、女性、家庭、社会等议题。相比一些登味电影, 女性导演更善于从家庭、日常、个体切入,在微观处展现宏大的人性悲喜,这种兼具个人风格与现实关怀的“女性力量”显得弥足珍贵。
《小我》也是这一趋势的延续:它关注社会中“被忽视的人群”(脑瘫、残障、以及家庭里的女性)、也打破了一些老派模式(比如绝不把男主角当作励志工具人,也不给女主角贴上“拯救者”标签)。这种多重维度的探讨深刻且真诚,它让我们看到女性创作者敏锐、丰富的情感,以及那份“不偏不倚一针见血”的叙事技巧。
从我作为女性观影者的角度来看, 《小我》既有对母亲、外婆的传统形象解构,也有对“女性如何面对自我人生”的再思考。 它在温暖的底色中暗藏凌厉的问题——我们是否懂得真正“看见”彼此?当一个家庭里有了特殊的孩子,当女性在代际中背负着无数重担时,我们要如何在爱与不理解、在责任与自我之间寻找平衡?
正是因为有了女性创作者对角色的关怀与尊重,我们才有机会如此全面地触摸一个脑瘫青年的生存状态,也在“平等地注视”下,静静地思考:我们到底要用怎样的姿态去对待那些身处社会边缘的人?而当我们自己被人生困局折磨时,又能否收获那份“只把你当正常人看”的珍贵关怀?
也许这正是女性导演能在今年的华语电影市场崭露锋芒的一大原因:她们让电影拥有一种更温暖、更有弹性的力量——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伤痛与困境之上,依然能开出的希望之花。
12月27日 于北京